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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申报更待何时”——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在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中说：“1995年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远不能有效遏制腐败，其限制的主体太窄，且规定申报的主要内容是个人的工资、奖金、礼金等，并非官员的全部收入”。他建议，全国人大应调研、起草《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也表达了自己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看法，她建议将官员子女财产纳入申报范围，“政府官员可能会把一些财产转移到子女名下，或利用手中权力为子女积聚财富。因此，要把官员、官员的子女以及近亲属乃至与官员发生财产和人身关系的当事人，都纳入到财产申报的范围，否则，所谓财产申报制度很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两个代表委员是在旧话重提，可“官员财产申报及公示”这个旧话，却是一个喊了多年至今没有破解的大难题。
两组调查数据很有意思。一是网上调查显示，九成民众支持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二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做过一项调查，97%的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过去5年里，王全杰曾在在两会上三次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方面的议题，但相关法律一直难产。
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财产要不要申报、能不能公示，成了民意与权力的PK。
以“官员财产申报”为主题词在百度上搜索，可以找到18.9万个相关网页。舆情对此关注可见一斑。诸如“期待阳光法案早日出台”、“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宜久拖”、“立法公布官员财产要动真格”、“理直气壮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之类的评论，耳熟能详细，但一部要求官员申报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愣是磨难重重，千呼万唤难出来！
谈及官员财产申报难以推行时，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最大难点是界定问题。主要是财产的范畴，有的认为登记银行存款就够了，有的讲要登记财产，房子、汽车、股票要不要算？
“界定难”这一技术性难题确实存在。而如果“限定”不清，官员的巨额财产就可能“来源不明”。而对于财产来源不明的惩处，我国法律不够严厉，最多判刑5年，这就使得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官员的救命稻草。诸多腐败案件中，无据可查的巨额财产是有据可查财产的数十甚至上百倍。
评论者在谈及财产申报的技术性难题时说：“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恐怕官员也只会申报那些人尽皆知的工资、职务收入,而将其他‘灰色收入’尽可能地模糊化处理。而且,在我国目前财产管理和金融体制下,模糊化处理自己财产存在太多空间,比如财产实名制问题、金融体制中的现金流转规范问题等等。”
技术性难题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有评论所说，尽管中国的行政官员数量已达历史之最，官民比例惊人，但是，“官员毕竟是个小群体。要让人民对官员形成有效监督力量，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为制度针对的是具体官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其可能遭遇的抵触以及阻力，可想而知”。“倘若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立法者将不得不考虑该法可能对官员群体产生的后果”。
如果我们承认权力来自民众，官员必须接受纳税人监督，那么，官员的财产就没有理由不申报不公示。技术性难题、制度难题都有破解之道，可怕的是种种借口背后，利益的阻挠和权力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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