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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脑体倒挂”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全国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又把它写进了提案中，郑重建议“防止新一轮‘脑体倒挂’”。
提案的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主任冯世良，他用两个事例来向记者说明，脑体倒挂的现象已非常严重。不久前，他无法拒绝一位熟人的情面，接收了两位某中医药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他们没有从医资格，不能给病人把脉问诊，也没有能力参与科研，每个月只能从中心领取400元的生活补助费。
还有一对来自贫困山区的表兄弟。表弟是一位装修工，每年干8个月左右的活，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并多次拒绝了表弟的好意，执意不肯与他“一起打工，做学徒”。农民工表弟后来深有感触地对冯世良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最近两年，常有媒体报道，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还不如农民工。2006年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25个省(区、市)的53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做了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对当年外出务工的月工资平均预期已达到1100多元。
而众多大小规模的调查数据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预期连年下跌，2006年已降至1000元左右。去年，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令人无法乐观：5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1000元~2000元之间。
记者就此和很多人交流过，大家有一个共识：大学毕业生似乎越来越不值钱。一家中央媒体的记者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硕士，今年他回湖南老家过春节，明显地感觉到了村民对他的冷淡。“以前，一个吃公家饭的人回到村里，大家会对你很热情很尊敬。”他说，“但现在，没人把你当回事了。在村民看来，你还没有他们有钱。”这位记者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而村民中有身家千万的包工头，有月入数千元的小生意人，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建筑工人，日工资标准已经超过80元。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大约10年里,“脑体倒挂”是一个热门的公众话题。当时，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收入远远低于体力劳动者。有一句至今还有很多人熟记的顺口溜：“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也随之流行。
今天，“读书无用论”再度流行。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说，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城乡的贫困家庭，他们认为，“不让孩子读书脱不了贫，让孩子上大学可能穷得更快”。
在这位大学校长看来，如果说存在“脑体倒挂”现象的话，应该是指很多大学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与其得到的回报差异很大，前者过高，后者过低，“在一定时期内，很难有能力收回教育成本”，对那些举全家之力供孩子上大学的贫困家庭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
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大多确实过上了富有的生活，罗和安代表说，这与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初期的情况很不一样。“那时的大学是精英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进入科研院所和政府机关。”罗校长说，而这些单位的职工收入要低于企业工人和生意人，导致“脑体倒挂”。而现在值得高度关注的，是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
冯世良委员把新一轮“脑体倒挂”形成的原因之一归咎于一些高校，即“一味地增设各种热门专业或学生就业后能拥有相对轻松的工作环境的专业，而很少负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行长远规划的责任”。
罗和安代表认为，现在很多高校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已经与社会需求脱节。一些热门专业，如工商管理、法律和新闻，市场需要不了那么多，但很多高校却争相开设，原因在于“其投入成本低，只要抓几个老师就行”，还可以高收费，而一些理工科专业，需要仪器设备、实验室，投入成本会比前者高出30%~50%。
罗和安指出：目前，大学向市场推出的产品——学生，其质量令人担忧。“在大学最重要的是要锻炼提高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出去后不管干什么，都能很快适应。”罗校长说，实际情况与理想状态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不同层次的大学定位一样，都在争夺同样的位置。他认为，一些高校必须转向培养技能型、生产型人才的领域，才会有竞争力。
“劳动力市场所释放的这个信号清楚地表明，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张副所长说，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越来越多，而熟练技工却越来越供不应求。他认为，市场会慢慢引导一些高校走上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但在此之前的高校毕业生会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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