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月27日,常州一名游客参加台湾游时,在岛内知名的野柳地质公园的岩壁上刻下“中国常州赵根大”,消息在内地引起轩然大波,被媒体热炒成“宝岛涂鸦”事件。
“宝岛涂鸦”的稀奇,源自内地涂鸦的不稀奇。不止景点,但凡有面白墙、有块白板的地方,就少不了“涂鸦”。最容易出现涂鸦的地方是厕所,不仅有诗有文有名有姓有激情,必要时还配以插图;学生的课桌也是涂鸦重灾区,由于内容文雅些,也被称为“课桌文化”。
记得小时候学课文,看到少年鲁迅在桌上刻“早”以自勉,同学们于是拿起铅笔刀,在桌上纷纷刻起“早”来。伟大的鲁迅可能想不到,自己不仅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还是“课桌涂鸦”的创始人。这是我的“考证”。可是,厕所涂鸦和景点涂鸦的创始人,考证起来就难了,不过谁是创始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涂鸦薪火相传,终于成了我们的“传统”。
词典上说,“涂鸦”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卢仝的诗:“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但是,涂鸦的行为却比唐代早得多。魏晋时的吕安去找嵇康,嵇康不在,哥哥嵇喜在,吕安不进去,却在门上写一“凤”字,嵇喜挺高兴,认为吕安在夸他。有人却泼冷水,说凤(繁体)是“凡鸟”,吕安是在骂你啊。古人出门,似乎总带着笔墨,但是不带纸,随处乱写。除了题门,还题墙。苏东坡那首“只缘身在此山中”,题目就叫《题西林壁》;李白到了黄鹤楼不敢写诗,说“崔颢题诗在上头”,看来楼上也能题。名人带头涂鸦,凡人自然跟风,李白坟前“来来往往一首诗”就是例证。然而文人们随便的涂鸦,老百姓看了未必买账。据传,有个人在饭馆吃得高兴,在门框上写了几个字才肯走。老板见门框被污,气得要命,便用铲子刮,但是木头刮掉三层,墨迹还在。这时有人说,你连王羲之的字也敢刮?老板听后,又悔得要命。这个故事,也是“入木三分”的由来之一。虽然故事本意想说王羲之的字有功力,但我们从老板刮字之举不难看出,即便在古代,老百姓对涂鸦也是不感冒的。
其实,古人爱好涂鸦,实在是不得已。首先,用来写字的纸和绢很贵,不可能随身带着很多;其次,写诗需要灵感,灵感来时不择地点,假如恰好没带纸和绢,又怕灵感溜走,便只好信笔涂之了。说白了,古人的涂鸦只是写诗的“草稿”而已,回家以后,还要誊在纸绢上的。否则,苏轼的名句早随着“西林壁”的倒塌而消失了。
可惜的是,大多数人没学到诗人的诗艺,却学到了信手涂鸦的恶习。诗人越来越少,“到此一游”越来越多,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难怪台湾同胞生气,大陆人民愤怒。“中国常州赵根大”,就这么结束了?多好的“七言”开头,假如再补充三句,能够惊动余光中,吓住白先勇,恐怕就不是如今的下场了。
所以,要学好!(文/刘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