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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窗下传来何妤的声音
高大英俊的俄罗斯男同学叫彼得,是我们的班长。两个女同学一个叫奥尼娅·瓦切特拉夫娜·谢米诺娃,一个叫安娜·彼得罗夫娜·赫列勃尼科娃。奥尼娅有一头浓密的亚麻色长发,一双蓝眼睛大而深沉,身段高挑丰润,皮肤雪白透亮,是一个标准的俄罗斯美女。安娜的头发则是黑色的,身材较矮,皮肤微黑,好像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何妤同他们热烈交谈着,我到俄罗斯虽然已有两年,俄语说得仍有些蹩脚,很难插上嘴,童山花听着他们流利的对话,也有些木然。何妤到俄罗斯只一年,俄语就说得清风徐徐,一气贯通,令我钦羡不已。
库兹明教授一面讲课一面喝茶,据在一年级上过他的课的贝瑛说,这是教授的老习惯。库兹明五十多岁的样子,身量肥硕,体魄健壮,一头褐色的短发竖立着,远远看去像一把游动的刷子。在他走进课堂之前,工人走进来先把一杯浓茶放在讲桌上。不过杯子不是一般的茶杯,而是一个大烧杯,库兹明讲一段,就要握住大烧杯的脖颈喝上几口,难怪他是研究分析化学的,同烧杯如此情深,片刻不可分离。库兹明很有才气,往往天马行空,挥洒尽致,黑板上的板书写得潦草凌乱,好像立体派的名作,不知究竟,即使将滚动黑板倒转来再看一遍,也不易完全弄个清楚。这苦了中国留学生,本来语言尚未完全过关,再遇上这样的板书,整理课堂笔记就不得不花更多时间。
下课后,我在走廊看到迎面走来的童山花和贝瑛,本想问问她们的笔记记得怎样,童山花似没看到我,一脸严肃地走了过去。贝瑛见我愣在那里,侧脸一笑,向我伸伸舌头。我不解地目送着她俩的背影,窗下传来何妤的声音。何妤正把安娜叫住,我走了过去。她问安娜的笔记记得完整不完整?安娜说还算可以吧,也不能说十分完整。安娜有一双特别鲜艳的厚嘴唇,嘴巴半张地轻轻一笑,分外可爱。何妤想借安娜的笔记对一对,问会不会影响她的复习,安娜说不会的,一面从黑皮书包里掏出一个黑封面的笔记本,何妤接过笔记笔,道声谢,轻快地向我走来。我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苏联同学真不错。”何妤点了点头。我看看何妤兴奋的样子打趣问她今晚是不是要开夜车?她甩下短发反问我奇怪吗?我说不奇怪,眼睛一直盯住她,心想这是个蛮厉害的小仔娘。她告诉我一年级时,几乎天天熬夜,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要研究到深夜12点,然后作第二天的实验报告,不觉就到凌晨3点,6点钟又起来跑步,习惯了。
“我说呢,你怎么那么早就跟着我绕圈子了。”我同她开玩笑。“谁跟着你哪!”何妤不服气地瞥我一眼。“累吗?”“虽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但不觉得累。”何妤放慢声音,“国家拿那么多钱送我们来学习,我们不能不好好学习是吧?”“是团员吧?”“初中入的团。”“你的俄语说得很好,是在哪里学的?”我转换话题。
“我生长在大连,4岁跟着一位白俄老头学弹钢琴时开始学俄语,后来我就对俄语有了兴趣。初中时参加全市俄语比赛,得过第一名;在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里,我在的那个班是俄语分数最高的班。”何妤说得坦率、快活,使我不觉得她是夸耀。
“是不是玄武门石附马桥鲍家胡同的那个留苏预备部?”“是在那里。旁边是刘和珍君墓。”“我也在那边学过一年。比你早一年吧?”我顿一顿,不无遗憾地补充道,“可是现在又同你这个小女芽同班了。”
“你才是小男娃呢。你别老想把别人看成小孩。”何妤抬头嫣然一笑,“其实多学一年没有什么不好,基础扎实些,将来学习就会顺利得多。特别是语言。”想起跑步时我那不准确的发音,脸上暗暗有些发烧。我向她讲起我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一年级时遇到的一段趣事。在国内我的数学是很好的,可来到苏联初上大代数课,我怀疑自己怎么连X、Y、Z都弄不清了?原来我熟悉不过的X、Y、Z,俄语的读法也与英语大相径庭。俄语中,X、Y、Z使用的是拉丁语音,X的读音是“依克斯”,Y的读音是“依格里克”,而Z则读作“Z特”,弄得我迷迷糊糊。就这三个字母,令我及许多中国同学在数学课堂上别扭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