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马勒

　　2011年是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逝世100周年，国际音乐界因而将今年命名为“马勒纪念年”。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世界各地为纪念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演出已超过2000场，其中既有气势恢宏的音乐盛事，也有亲切温馨的小型演出。

　　在中国，马勒年同样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精心策划的10场马勒系列音乐会，从7月开始到12月结束，盛邀了7支中外交响乐团和多位世界级指挥家为广大乐迷送上最珍贵的礼物。11月11日，世界首屈一指的柏林爱乐乐团在西蒙·拉特爵士指挥下演奏了精湛壮丽的第九交响曲，使中国马勒年的演出水准堪与世界各国媲美；12月2日，由德国指挥家克劳斯·弗洛尔领衔的捷克爱乐乐团将以马勒第六交响曲的旋律为大剧院长达5个月的马勒之旅画上终止符。中国听众首次有如此多的机会通过聆听高水准的马勒作品走近马勒，感悟马勒的精神世界，体会马勒音乐所表达的慰藉和振奋。

　　悲苦情，造就音乐大师

　　马勒，一位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音乐家，在他辞世百年后其音乐何以如此吸引世界各地的听众？这其中有着复杂的文化和审美因素。

　　马勒的精神世界中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情愫,这与他出身于犹太人家庭有关。犹太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和智慧的民族之一，也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之一，千百年来颠沛流离，不断受到种族歧视和迫害。马勒作为犹太人后裔，以他出众的音乐才华和勤奋努力而成为执掌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欧洲顶级音乐机构的杰出人物，却始终忍受着各种保守势力的嫉恨和诋毁。他曾慨叹：“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家可归者。在奥地利人中，我是一个波希米亚人；在德国人中，我又是一个奥地利人；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犹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闯入者，不被任何地方接受。”

　　而当马勒由于现实世界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而最终皈依天主教时，他并未就此获得解脱，而成为了“犹太自我仇恨”意识的牺牲品。他的妻子阿尔玛曾说：“马勒……最终信奉了天主教，但他仍是一个基督—犹太人。这正是令他痛苦的一点。”这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羁绊，无疑是造成马勒音乐中忧虑不安、纷繁复杂的悲剧气质的原因之一。作曲家灵魂深处无尽的孤寂感、对心灵归宿的上下求索，这一切都通过技法高超的音乐语言得到倾诉。马勒本人个性中的极度敏感以及他广泛的文化修养，使得他成为在精神意识上最具洞悉力的代言人。当今诠释马勒作品的权威指挥家之一、现任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将马勒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看做在不同领域里对人类的认识和经验进行开创性探索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使人类的视野以及感受力的触角延伸至此前不曾有的深处。可以说，马勒在一个世纪前以其浩瀚、繁复的作品，预示了当今人们的彷徨不安与焦虑心灵。马勒经历的民族和个人苦难造就了他这位音乐预言家。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