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门管市场：打破专业分割 使监管力量下沉

　　主持人：说过了“一支队伍管全部”，我们再来看看“一个部门管市场”。“一个部门管市场”是一种大市场大部门监管的新体制，王教授，您觉得“一个部门管市场”能解决哪些难题？

　　王军：关于“一个部门管市场”，这几年确实是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话题，也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需要认真解决的实践课题。天津实际上是将食品、工商、质监三个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办公，现在社会分工是基本法则，各种不同的社会事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或者是技术性，任何一个部门不可能把市场所有的领域全部都管起来，政府管理要适应市场社会分工法则，进行专业化管理，这是必然要求。为防止政府的专业分工形成社会专业壁垒，造成分割，要在运行方式上或者运行机制上进行探索，“一个部门管市场”就是市场管理的各个部门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从而方便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解决。原先政府部门都是相对独立、各自分散的，因此如何方便群众更好地开展经济活动、市场活动，更便捷地获得政府的帮助，是我们需要认真探索。天津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很值得继续探索下去的，而且应该总结好经验，这在全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张志红：深圳市、上海的浦东新区、浙江的舟山市，都已经成立了市场监管局，天津市作为省级区划，它的步子会迈得更大一点。原先的工商管理局、食药局、质监局实现了从机构、编制到人员的配置整合，这是典型的大部门制改革。

　　作为推广来讲，重点是它动了什么，没动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市场监管人员开始向基层下沉。以前大家都待在大楼里来监管，跟市场的距离比较远，现在直属领导减少了，大量的人员被补充到一线进行市场监管，这对于老百姓来讲是福音。

　　一份清单管边界：释放社会自主空间 激发社会活力

　　主持人：在“六个一”之中,还有“一份清单管边界”。目前，天津有106项暂不列入行政许可的事项，像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审批等。这些项目如果不经过行政许可的话，会带来哪些好处？

　　张志红：仔细去看，106项暂不列入行政许可的事项使得社会活动减少了来自政府的相对干预，比如说我们可以相对自由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访问、教学，但是这个自由也是相对自由。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样看，事情可以正常做，就是把这个事所经过的政府审批环节取消了，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对于企业、组织、学校、个人来讲，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选择上，自由度会增加。

　　王军：天津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的项目中，有些是属于中央统管的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是不是需要纳入地方政府审批范畴。取消和下放这些审批权力才一年的时间，地方政府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权力，恐怕还得需要一个过程。根据自身情况，取消有些权力可能更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减少了政府对具体社会事项和经济发展事项的干预，而将自主权转移给了社会。但是政府减少了审批，并不意味着没有要求，能力和条件需要靠市场自己来积累、来把握。我想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释放了社会自主空间，减少了政府对这些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干预，从而使社会获得更好发展。

　　主持人：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权，不经过行政许可，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老百姓可能要问，政府你们是做什么的呢？

　　王军：大家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十八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务院职能改变行政审批下放的7个范围。另外，国务院也确定了10个“简政放权”的具体领域。把权力还给社会，确实会带来一些社会随意性问题和不规范性问题，对这些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个，现在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增强社会自主，也就是自律要素的增强，根据市场法则、市场客观需要，自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是说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作为参与者、作为主体，必须要服从规律，不适应法则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承受后果。过去符不符合这个规律是由政府来替你把握，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要社会自主来把握，这是社会自身能力增强的必然过程。

　　第二个，经济发展单靠社会行为有很大的风险性，所以那些有重大风险的行业，比如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对社会生活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社会活动，不属于“简政放权”的范畴。实际上这次“简政放权”就是企业资质审定、企业注册登记方式等流程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在这过程中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不断成熟、不断完善。现在出点问题不可怕，不会产生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不是一见到问题就想回到过去，还要着眼未来的发展。

　　张志红：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担忧，我个人认为，这更像改革的阵痛期，过去管现在不管了，出了问题谁来管，责任谁来担？其实这是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的改变，不是政府不作为了，而是政府作为能力更增强了，执政能力更强了。

　　我们的社会也要从要别人管向自己管和法律管这个方向迈进。这里边，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应该有这么几部分。第一个就是要加强法治建设，加强法律对于社会行为的约束，建立契约精神。社会组织在职责范围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应当在这种社会能力还没有完全培育起来的时候，扶上马、送一程，先进后退，实现社会能力的培育。现在很多地方，包括天津市，不仅在市场组织培育方面进行了政府干预，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创业基地，也建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园，力求通过社会组织的运行，来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弹性空间，所有政府的这些作为，都是为了减少大家对政府”不管了“这个问题的担心。

　　主持人：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白菜花8011”：“一个部门管市场，但是像流动商贩又不归工商管，会不会形成管理的空白地带呢？”

　　王军：因为政府属于分工管理，分工之间确实是有这种缝隙，也就是空白，这是必然的、客观的。所以我们行政改革着力解决的就是由于分工而导致的这种空白。天津用一个部门来管，就是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尽可能地把这种缝隙、空白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之内，防止这种空白干扰或者影响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

　　张志红：像天津一个部门管市场，它想解决的是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职责相互推诿问题，而不是制造管理的空白。政府是在发展的，社会也是在发展的，我们总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发展中壮大自己。有些新生事物出来，会出现一个暂时的管理空白，但不代表政府不去完善更多机制来填补管理空白，同时出现的新生事物也未必都是政府应该管的。

　　主持人：我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是这样说的：“现在很多部门管得就不到位，要是‘简政放权’了，更管不到位或是不管了怎么办？”

　　张志红：政府本身就是有所管、有所不管。过去之所以会出现管不到位或者是管不了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政府管了很多不应该管的。今天我们把那些让市场主体能够更好地自我解决、让社会组织更好地自我发展的一些事情交由市场和社会自行治理，让政府集中力量和能力来实现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王军：关于政府不作为，不在于政府管得多与少的问题，而是责任心、约束力问题。所以这次强调建立权力清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乱作为的问题，其次还要解决不作为的问题，这跟“简政放权”不是一个问题。“简政放权”是治理政府懒政、惰政的一剂良药。过去有利的、好做的，大家蜂拥而上，不好做的、无利可图的，大家都尽量回避，政府部门之间出现了这种管理的空白，实际上今后就是想要通过权力清单解决这个问题。

　　张志红：明确政府职责。

　　王军：对。

　　主持人：我们来看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说：“改完之后，会不会使一些部门权力过大？如何防止滥用权力呢？”

　　王军：第一个，权力大与小，主要看它的集中程度。第二，看权力的运行程序设计。过去，中央权力相对集中，但是中央的权力运行是比较规范的；地方的权力相对分散，但是地方存在权力滥用的现象。不光是我们国家，西方国家也存在地方权力的滥用和随意性问题，因为它不好管理、不好规范。

　　过去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是因为权力集中，而是因为对权力集中没有明确法制约束，所以现在按照分工的法则来设计政府的权力部门。对这个权力的运行，我们更多是要通过这种程序的设计、通过法律的规范、通过社会的监督来防止它被滥用。这样才能更有效解决权力的有效运行和防止被滥用的问题。

　　张志红：其实像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滥用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权力大就会滥用权力，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想法。今天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逐步完善了政府的政务公开，包括预算公开，从2015年1月1号起，我们的《预算法》全面实施。所有这些外在的监督机制的建立，会使行政审批改革所带来的部分权力集中得到非常有效的制约。应当说，这是近几年来，特别是新的一任政府上台之后，对于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牢笼里面这样一个改革措施的全面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