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卡管通关：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主持人：以上“六个一”我们已经谈了五个，最后是“一个单卡管通关”，这一项跟中央大力推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息息相关，通关一体化对于协同发展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张志红：这样的管理，促进了京津冀对外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减少物流成本，推进了京津冀整个贸易进程。大家都知道市场瞬息万变，减少一个环节，就意味着给企业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红利。应当说，这个在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里面算是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典范了。

　　王军：虽然是海关的改革，实际上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都很有借鉴意义。现在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一个是分工，另一个是区划，但这样一个分工设计，按照层级、按照区划，会给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制约。过去是你到哪个港口只能跟哪个港口的管理机构说话，现在只要你跟海关一个卡口的管理机构说话，所有海关的卡口都会响应，就大大方便了所谓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不仅仅对天津，对其他方面的经济活动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这样一个管理方式的改变，会极大方便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改变把行政区划变成社会壁垒的状况。这个改变实际上不仅仅涉及海关，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的推广意义是非常大的，对整个政府管理方式的更新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天津“六个一”权力重置 改革不避“硬骨头”

　　主持人：以上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是天津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成果，有人说天津的“六个一”是勇闯行政体制改革的“深水区”，二位觉得这个说法贴切吗？

　　王军：我觉得很贴切，这“六个一”实际上概括起来都涉及到一个字——“权”。这是一种权力的约束、权力的重新配置、权力运行方式的更新。你看109颗公章就剩1个公章，这权力一下大大地被约束了，缩小了，而且更好规范了。1颗公章要比109颗公章能让群众更好地适应，更好地去监督它。

　　一支队伍、一个部门、一个卡口等等，这些都涉及到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涉及权力的规范运行问题，涉及权力更好地解决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所以行政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就是权力的配置问题，这是最深层的东西。所以天津这“六个一”的探索，实际上就是权力的重新配置、更好地规范，以及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张志红：天津“六个一”的行政改革，实际上是跟天津市要建立自贸区的改革是紧密相关的，在这里面，不仅是权力配置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里最难的就是动机构、动人，天津通过行政程序的变化，有些是通过技术的调整，确确实实是碰到了我们以往改革中，大家努力去回避的一些潜在的问题。让潜在的问题表面化、公开化，引发大家共同来面对、共同来探讨，以解决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层次的矛盾，在此方面我想天津市政府还是有很强的历史担当的。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不仅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先行先试，在社会发展、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也努力做到先行先试。

　　主持人：那二位觉得这个“深水区”是什么，我们的改革还应该改哪些方面？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继续“放活”和“管好”？

　　张志红：其实“深水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在走向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怎样能够把自己原有的既得利益释放开来，因为每一个“管”后面都是有相当的利益存在的，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其他利益。那么政府在自我削减的过程中，会更多地去担当怎样让市场发展得更好，怎样让社会发展得更好，而不仅仅是出于部门利益或者说对经济发展绩效考核方面的一些考虑。应当讲，这个问题还是目前所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

　　王军：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的配置，也就是讲“深水区”实际上是权力构建的环节，行政体制改革中阻力最大的或者是人们最关注的都集中在这个环节上。今后这方面还需要哪些新的探索，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对权力进一步实现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现在我们要建构两份权力清单：一个是负面清单，一个是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实际上是让社会明确哪些是不经政府同意禁止随便进入的，而权力清单是把政府的权力规范好，让社会明确政府会管什么、不会管什么，这实际上就是规范化的问题。现在基本上行政权力属于自由裁量权，权力很随意，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也很随意，让社会无所适从，搞不清楚政府究竟应该管什么，它会怎么管，而权力清单制度则更好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像程序化、法制化，这都是我们现在努力探讨的。李克强总理2013年明确提出，现在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非常明确了。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明确了，不允许各级政府部门法外为自己授权，这就是属于法治化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们没有解决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主持人：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加快，将使政府职能转变出现哪些新趋势?

　　王军：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政府职能转变法治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提法，就是政府的职能要法定化，而且明确规定了职能的设计、权限、机构以及管理的行为方式等，都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今后恐怕各级政府要探寻的就是，用权力清单制度把职能法定化的问题解决好。然后按照法定化，把机构、人员管理等，用法律的形式、法规的形式明确，让他失去个人主观随意的空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法治政府，第一项任务就是职能法定化问题，任务是很具体、很明确，但是要落到实处，可能还需要一段过程，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了。

　　张志红：如何使得政府职能在法定的框架下得到非常好的执行，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依法治国、依宪行政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我也提醒各位网友注意到，在这个决定里面所提出来的不同层级部门之间有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甚至是不同部门之间的立法权限的划分，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要有专家参与、公民参与，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不仅仅是政府自身的一个转变，而是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非常深刻的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转变的过程，我们既希望于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来撬动中国社会的变革。

　　主持人：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张小佩13232”说，一个部门管市场是大势所趋，精简机构，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但形变不够，还需质变，希望执法部门以人为本，负起责任，透明执法，接受大众监督。

　　王军：这个网友的观点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个本质属性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这个本质必须得通过具体的形式加以体现，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来加以体现。所以从他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个别一些政府部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是个别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问题，所以在行政体制改革当中，我们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提高服务能力，怎么样处理好人情法理的关系，关键就在于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实际具体的工作当中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个关系。

　　主持人：我们来看网友“王子争5566”的提问：“就是想知道，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改完？改完后的理想状况是什么样的？”

　　张志红：很多人一谈改革，就是说改革什么时候结束？我想改革是常态，我们不仅经济有新常态，改革也有新常态，像政府自身改革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与市场发展、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现在行政体制改革会以一种大批量密集的方式来推出权力下放、调整组织结构，但随着改革逐步落到实处，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会朝着更加深层次的方向去调整，去促进社会的变化。

　　未来我们会更希望，中国社会是一个积极而有活力的社会，政府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市场是能够有向上活力的市场，公民更加有尊严，这也是中国梦实现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我们看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说：“我觉得行政体制改革不仅要改制度，还要改人的思想观念，如何树立依法行政的意识也是急需解决的。”

　　王军：这个观点跟中央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要解决依法行政观念的更新，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是一个短期的目标。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上法律是统治者用来统治社会的工具，统治者自身却有不遵守法律行为的习惯，这个根深蒂固，要想改变这个传统不是很容易的。第二个就是行政管理有特殊性，因为行政管理是面对社会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矛盾。我们经常讲所谓自由裁量，也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则、明确的法规，它需要掌握权力的当事人，按照这个事情本身的需要，因地、因事、因人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这个行政管理本身又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不可能完全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起来，这就需要提高行政管理人员自身的素质，按照依法行政的六项要求，更好地发挥好手中的权力和政策的作用。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长期发展、进步，逐渐成熟。

　　至于说到改观念，实际上思想观念既是制度的反映又是制度建构的基础，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如果建构不好制度，人们就不会形成那种观念，因为观念是制度这一现实存在的反映。而我们的观念如果不具有现代意识，也建立不起来这套制度，即使建立起来它也运行不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可分割，我们必须要全面推进。中央这次提出来要全面加快法治建设，我们一定要深入理解。

　　主持人：最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总结一下我国现在行政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王军：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经过30多年7次较大的改革进程，成就还是非常大的，改革红利还是非常明显的，都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那么现在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以“简政放权”作为总抓手、总纲，以行政审批权的改革作为突破口和抓手，这是中央明确的。

　　一年多来，已经有很多具体的数字和实际的感受体现了改革实际发挥的积极意义。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特点或者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用学者们的话说就是政府主导型，也就是权力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也明确了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两个作用都不可或缺。所以只要我们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听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包括天津这“六个一”改革已显现出决心和信心，只要我们坚持做下去，我想行政体制改革，肯定会对现代化发展产生更好的推进作用，这个已经是共识，对这一点，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

　　张志红：在中国的现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第一要充分地肯定现有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绩，也确确实实在各个层面上逐步体现出应有的效力来或者应有的作用来。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目前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确确实实有一些社会上的杂音出现，包括政府究竟是管得多好还是管得少好，或者是说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这些在是未来逐步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利用法治、制度建设，甚至是程序建设可以逐步完善的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本身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但要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作为超大的后发展国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是后发展国家中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什么样的政府来主导，这是我们自己的改革说了算的。所以在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改革的目的性更加明确，目标也更加清晰，系统改革之间相互的支撑作用逐步凸显，对于治理资源，开始实现有效全面整合。未来的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将不是政府一个方面的孤军奋战，而是政府、市场、社会和我们人民进行社会共治的过程。

　　主持人：行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发社会经济活力、惠及百姓生活的关键所在。将近两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职能转变的大刀阔斧、简政放权的自我革命，改革的成果已初步显现。我们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真心希望通过改革让我们的中国梦早日实现。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北方网，同时也感谢各位网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