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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历史使人深邃，世界让人开阔”
大学时代攻读世界历史的方永刚，研究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常常有他独特的视角。
从偏僻的农村来到大上海，方永刚第一次坐了公交车，也第一次在图书馆里见到那么多的书，他觉得自己所知太少了。
大一，他通读了上百本中外小说，第二年又攻下了中外哲学史。到了大三时，他已经敢于和同学们进行公开辩论了。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观察、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军队的建设。
1999年3月24日，方永刚到一个海岛进行函授辅导。早上6点，像往常一样准时起床打开电视，一条重大新闻跃入眼底：科索沃战争爆发。
此前，方永刚一直密切关注着科索沃局势，他的笔记本上记录下了灵感的火花：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性质？战争对我们的国家和军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作为理论教员，我们应该向学生们怎样分析？
上午8点开始，他就5个多小时前爆发的科索沃战争讲了三个半钟头。这堂在方永刚的授课生涯中准备最为仓促的课，成了海防战士们最新鲜的信息大餐。
正是这场继海湾战争之后的又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牵动了方永刚的思考：世界新军事变革正呈现出新的趋势，将对我军建设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此后，他将自己的研究焦点转入了世界新军事变革与中国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问题。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受众，给部队讲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给地方讲国防教育课。仅在1999年，他以此为主题就讲了50多场。
“他给人一种军人报效国家的天职感、军人冲锋陷阵的力量感和知识军人的权威感。”本溪市社联一位领导这样评价方永刚。
方永刚深知，党的每一步理论创新都是与世界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要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和中国的问题，必须放眼世界。
纵横捭阖间，方永刚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所在。
2006年秋天，方永刚到北京参加在国防大学举办的全军首届军队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
在一篇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作的《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文章中，方永刚写道：“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长征胜利的历史启示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确保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社会主义事业于世界范围内受挫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却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找到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道路。”文章得出结论：长征精神既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
纵横捭阖间，方永刚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研究内容。
2002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方永刚把研究方向定在“中国先进军事文化”方面。在此前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提出要构建中国军事文化学，这个充满创新意识的提议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导师黄金声说方永刚是“书虫”——为了这个课题，他把古今中外凡与军事文化沾边的书几乎都买了回来。三年后，方永刚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战略思考》，并因其独到的见解，被评为全军优秀博士论文。
“答辩的时候，似乎不是我们在问他，而是听他给我们讲他的成果！”几位博导都有这种感受。
纵横捭阖间，方永刚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思潮迅速涌入中国。从大学起就开始研究叔本华、萨特等各种学说的方永刚，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接触到了更为多元的价值观。
多元化并不排斥人们对共同理想的追求。方永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这样有着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统一的科学信仰，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太重要了！”方永刚说。
像战士听到了进军的号角，方永刚立即投入对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他讲课的主要内容。
“老实说，搞理论研究是不是很痛苦？你苦口婆心说半天，人家如果不听你、不信你，是不是感到很悲哀？”一次同学聚会，有人这样追问方永刚。
方永刚坦诚地说：“精神的痛苦源于理想与现实产生的悖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你如果不信它还要研究它、传播它，这就必定很痛苦。我写的讲的，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我信它，所以我快乐；老百姓信它，所以他们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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