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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1日《北京日报》载文,著名戏剧家魏明伦,认为连续雄冠“春晚”的赵本山新科小品《不差钱》,充满假话、套话、差道德。一些网友认为赵的“忽悠系列”,是欺骗文化的集大成者。对此,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小品不就是找个乐儿嘛,干吗那么正襟危坐、过于苛求?
可以说,上述两种观点前者具有忧患意识,后者具有宽容精神。窃以为关键在于,如今一些相声小品,其讽刺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揶揄弱势、智障、残疾者构成种种笑料,即便其表演风格奇特突兀,确有令人喷饭的神来之笔;但,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其题材未免太“柿子拣软的捏”了。
讽刺如果是一枚导弹的话,不应是翻来覆去射向弱者的“独弹头”,而应是目光四射鞭挞邪恶的“多弹头”。自然,“弱势”并不就等于“正义”。但,官场中那些动摇、懈怠、折腾、贪婪,商场中那些假冒伪劣、情场中那些欺骗玩弄、文坛中那些低俗媚俗,其危害社会程度都比那些小人物的失误严重千百倍,尤以危及党和国家命运的贪官为最。人说,谁都打不倒共产党,而贪官能。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两面行径,充满了狼狈万状、可耻可笑的“包袱”。眼下,在讽刺作品中除了漫画在针砭时弊上笔触犀利,其它如贺岁电影《非诚勿扰》确实火了一把,但其找乐的矛头又是指向同性恋、性冷淡、忧郁症。文艺不仅应是现实的反映,更应是百姓的心声。如今贪官多如牛毛,可是在相声小品中拿贪官开篇、开刀、开涮的又有几何呢?
或曰,某些权力者对号入座,谁触犯他吃不了兜着走。那么,观众也会提出一个问题,昔日相声大家常宝堃敢于用牙膏袋涨钱来冷嘲日寇统治下的民不聊生,喜剧艺术家吕班敢于用电影《乌鸦与麻雀》道破蒋家王朝的末日黑暗,如今讽刺一下贪官污吏,就会大难临头吗?试看,今日亿万网民响应中央号召,揪住多少个贪官的狐狸尾巴!今日社会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现期。既有英雄辈出,也有沉渣泛起。生活呼唤感动中国的表扬,也呼唤扬善抑恶的讽刺。《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一位叫优孟的楚人,说他“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以游心骇耳”。这表明咱们老祖宗对于喜剧的态度:“谈笑”是为了“讽谏”,“骇耳”是为了“游心”,“言笑”须合于“大道”。喜剧大王卓别林讽刺希特勒的《大独裁者》,更是脍炙人口的警世之作。追怀这些先行者的足迹,我们的讽刺匕首是否应淬火得更硬些呢?(肖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