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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昨日(4月27日)对“封村”真相进行调查之后,今日继续对其背后的难题进行探究。记者接触到一个背景数据是,西红门镇户籍人口2.56万人,城区搬迁人口3万人,同时还有超过10万人的流动人口。而官方的数据是:相对应的警力不足百人,过去一年刑事案件发案达900多起,全镇110警情每天都在六七十起,2009年则有8030起。
“西红门就是‘头顶四环天、脚踏六环边,五环为腰带,京开连内外’,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和外来人口聚居地。老金星地区人口已经接近10万人,27个行政村全部为‘人口倒挂’。”西红门镇镇长助理董树森这样形容。
围与不围,“封”与不封,在两难中抉择。
样本
贼三年不敢进庄
说起最近一次抓贼的经历,大生庄村的巡防员老张已经印象模糊了:“那是三年前的事情啦。”
西红门镇大生庄,常住居民148户,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高达1比7。流动人口2300人,全村仅出租房就有730间。但就是这样一处人口流动频繁的村落,自封闭以来近3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
2007年8月12日凌晨5时,老张正在村里的监控室当班。忽然,监控探头里看到一名陌生女子进入了一家出租房。而十几秒前,屋主刚刚去了厕所。
老张说,这女子说陌生也不陌生,之前几天已经在摄像头里打了数次“照面”——每次都是凌晨从停在村口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进村转悠一段时间就又离开。这一回,陌生女子抱着一堆衣物出了出租房。老张和同伴立刻通知村口的治安岗亭拦截盘查。巡防人员正盘问中,租户慌慌张张前来报告说家里丢了东西,一眼瞧见女子怀中的物品,果然陌生女子就是一名女贼。
作为西红门地区最早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村落之一,大生庄村居民3年前选择了“封村”;3年后,居民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犯罪分子3年不敢到大生庄,来了就被抓”——这样的笑话故事成了当地的一个经验。正是因为“零发案”的笑谈,为政府部门和警方提供了一个可推广的模式。
“封村”堵了“贼道”
西红门镇寿保庄村,共有3条主要出入口。
“以寿保庄村东南侧的这个出口为例,往往就成了窃贼经常踩点经过的地方,原来是一条沟,现在填平了出口向南就是菜地,再远就是绿化带,周围又远离居民区,所以贼喜欢走这里。封闭这处不常用的出入口,也就堵住了贼道……”指着墙上悬挂的村“地形图”,巡防员老曹对记者说。
与寿保庄不同,一街之隔的老三余村,居民超过7000人,全村多达13个主要出入口。
穿过老三余村二条的小巷,大门出口向南不足5米,即是农田地头;向西200米,就是车流不断的五环路。在村子里摸底了4年的镇综治办主任马连义表示,“白天都封闭就不现实,也得考虑附近居民的车辆出入问题。”马连义说,所以平常出入时间定在6点至晚上11点之间,即使居民半夜回来,也仍然可以走大门。这样,“贼道”无形中就消失了。
堵住“贼道”有没有用?官方的数据是:3月份以来,警情下降了45%,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了10%。记者了解的一个相关数据是:在这些人口“倒挂”的村子,95%以上的案件来自流动人口,而几乎100%的受侵害对象都是流动人口。
核心
“瓦片经济”挑战社区承载力
一个原本承载148户、300余居民的大生庄,现在要容纳2300人。
一个原本只有612位“原住民”的老三余村,租房户却超过7000人。
一个当地人口不足千人的寿保庄村,现在需要应对膨胀了6倍的人口压力。
但社区的承载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一间房的租金300块,还算可以。”老三余村,一位来自山东、做食品生意的租户马女士告诉记者。马女士三口人的栖身地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房。马女士透露,房主一家5口人,总共有14间出租房。记者粗略一算,房主每月可有4200元的稳定收入。
“‘瓦片经济’解决了本地居民的经济问题,但挑战的是社区的承载力。”西红门镇一位负责人表示。而人口承载能力,对应的是所能享有的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据估算,当地的垃圾清运消纳费用、水费费用总支出与人口比例,从1比1已经增长到了7比1。“以前人少感觉不到,现在,特别热和特别冷的天,用电高峰期就老跳闸。”老三余村村民梁吉燕对人口的增加很有感触。
对于封闭式管理,“意见”最多的是本地居民。老三余村一位村民在闲聊中告诉记者,他们一个最主要的担心是:外来租房的客源减少。
村综治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却道破了其中的缘由:“有些房主只知道要钱,而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不管房屋用途、不管存在隐患,甚至出面保护,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而对于一些网络和学者的质疑,西红门镇一位负责人回应说,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已经到了“受不了”的地步。“来现场看看就知道了,不能只是空洞地强调‘活泼’的村庄,却对超负荷的拥挤不堪如蚁穴般的出租房群落恶劣的生存环境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