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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对于这次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逻辑起点，通过实行大部门体制，全面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其实，这几天来，改革的相关话题也成为政协委员们会上会下热议的焦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委员表示，十七大以后，各方面对新阶段的大部制改革就寄予了厚望。在迟福林委员看来，厚望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大部制的推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求，组建大能源、大环境、大交通对大局有利，对缓解我国当前经济社会领域的某些突出矛盾有利。二是推进大部制是完善公共治理结构的要求。迟福林认为，决策、执行和监督要充分分离，由此，才有可能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者不分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中央的决策得不到有效执行。实践中常常看到，政策决策出现问题，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其次，缺乏强有力的决策主体，实践中决策职能往往变成执行职能。比如，很多部门不是第一决策主体，而是第一执行人，这就大大降低了决策效率。
在国家电监会工作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邵秉仁说，大部制是符合政府提高管理效率的模式，但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成立什么样的部，只是一种形式。政府应该更多地从管理微观经济转向主管公共事业公共服务。邵秉仁认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就是权力，而权力的背后是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唐铁汉委员认为，在充分肯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在发展的关键时刻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各项改革的突破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传统观念的惰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利益机制的刚性交织在一起，深层次的矛盾凸显，使改革的难度加大。新形势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成了改革对象，对政府自身建设要求高了，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正德说，政府的体制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部分，改革方案对于一些重要部门工作的协调、统筹、兼顾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目前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最终是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把全局性的工作做好，在未来，怎么体现这些机构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有效统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如水资源的开发、使用和治理，现在就涉及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多个部门，有些地方专门成立了水务局，对“水”的事务统一管理，我觉得这个方式值得参考。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公勤委员说，体制改革并非仅将几个部门合并或将部门升格这么简单，重要的是应明确拟设置的机构的职责，区别决策制定者、咨询者与执行者的功能分化。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目的是推进改革，减少改革的成本和避免部门利益的冲突。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要考虑按职能、岗位设置人员数额，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切合实际的安排。建议政府能够考虑行业的现状，明确角色，强化功能，设立超越部门的机构，尽量避免职能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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